但如果采取代为实体判断的审查方式，也不妥当。
另一种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发表见解表达意愿的自由，即表达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上述宪法言说，均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清末以来，中国就旨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社会主义立国，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属性，将公民政治地位的彰显、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也由此更能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之于西藏人民在人身解放、生存发展、政治参与等全方位权利彰显上的重大意义，以及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本身旨在实现一个从少数僧侣专制到广泛的人民民主、从农奴制到人权彰显、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努力的性质所在。而广大西藏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参与权、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则是到了民主改革之后。但西藏少数部分僧、俗上层却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式的农奴制、神权制传统中，并试图通过发动武装叛乱来维护这种前现代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而在封建皇权政治或者神权政治下，人民只是被动的臣民或者沉默的信众，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官僚、僧侣手中，而非人民手中。上述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的发展，但却在具体执行中受到了僧侣、贵族们的多方阻挠，同时由于改革本身触动了僧侣、贵族的利益而导致十三世达赖与高级僧侣、大贵族关系的紧张。行政当局动员科学的、专门技术性知识，判断认为申请许可的核反应堆具有安全性，并根据核能政策作出核反应堆设置许可。
[38]但既然证明责任转换或者说倒置了，也就是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如此，这种解读就无法理解判词里所用的事实上推定一词了。[17]由此，中度的司法审查成为多数的选择。如果行政上的危险管理系统完备，法院避免通过代为判断方式作出实体判断，从程序或过程角度对行政决定是否根据法预定的正当程序而形成，进行事后审查也就足够了。这种为部分许可所作的安排，保证了大型设施的建设效率，也为技术的提升留下时间和空间。
[12]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2012年修改了核反应堆规制法，将原第24条第1款第4项的核反应堆设施的位置、构造及设备在防止因核燃料物质、受核燃料物质污染之物或核反应堆引发的灾害上不存在障碍修改为实验研究用等核反应堆设施的位置、构造及设备符合核能规制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基准，在防止因核燃料物质、受核燃料物质污染之物或实验研究用等核反应堆引发的灾害上不存在障碍。此后联邦宪法法院、联邦行政法院放弃了代为实体判断的审查方式，转为承认判断余地。
如此，相对方违反了事案解明义务时，即拟制对其不利的事实。由于核电设置许可涉及法益重大、风险巨大，这种最弱的司法审查也不曾被法院接受。法院采用哪一种鉴定人意见成为关键。第26条第1款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取得核设施建造许可证后，应当确保核设施整体性能满足核安全标准的要求。
德国学者奥森比尔指出，核能诉讼是彻头彻尾的鉴定人裁判。仅仅是行政厅的专门知识或专门技术性判断，并不能成为限制法院审查权的正当化根据，承认怎样的专门技术性判断具有裁量性也不明确。法院采用了判断过程审查的方式，从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准来看过去设定的审查基准、过去适用审查基准是否存在难以忽视的错误和疏漏。在下级审裁判中，有的按照行为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判断，有的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判断，最高法院采取了后一种立场，亦即从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准来看被告行政厅的判断有无不合理之处。
本文倾向于使用安全性行政判断来指称行政机关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就风险设施是否安全所作出的判断。但在斟酌行政机关过去的判断过程时，却将当时并不知道的知识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很难说判断过程是不正常的。
[31]但是，在科学技术的世界里，琐碎不合理的发现有时与科学技术根本缺陷的发现相关，特别是在利用核能和核反应堆这种带有超长期、导致过于残酷损害的危险的科学技术时，仅仅课予与一般尖端科学技术所生危险同等的制约就足够了吗？这是有疑问的。在上述审查中，显然原本就有必要根据核能工学、还要根据多方面极高的最新科学性、专门技术性知识作出综合判断。
例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第87条第1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44]高木光「伊方原発事件——科学問題の司法審査」淡路剛久ほか編『環境法判例百選第2版』（有斐閣、2011年）205頁。（2016）渝01行终868号行政裁定书，2016年12月20日。第二种专门技术性裁量是针对是否符合第4项要件的认定判断，也就是适用安全审查基准的专门技术性裁量。（2016）湘01行初325号行政判决书，2016年11月25日。这也表明，在科学技术规制中能容许裁量的存在。
[9]可见的民事诉讼有薛某某诉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民终字第2880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9月25日。如果法院认为，从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准来看，上述调查审议所用的具体审查基准有不合理之处，或者核能委员会或核反应堆安全专门审查会在调查审议及判断的过程中有难以忽视的错误和疏漏，却认为该核反应堆设施符合上述具体基准，而被告行政厅据此作出判断，则被告行政厅的判断有不合理之处，据此判断所作出的设置许可处分应为违法。
在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原告请求的是撤销设置许可，通常就应适用行为时说，但伊方最高裁判决的立场却有点复杂。（一）证明责任的分配 日本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如中国《行政诉讼法》那样明确载明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33]理论上存在诸多学说，[34]实务中则多沿用民事诉讼的一般做法——法律要件分类说，对于权利发生规定由原告私人举证，对于权利妨碍规定、权利消灭规定则由被告行政机关举证。
[18]阿部泰隆「原発訴訟をめぐる法律上の論点」ジュリスト668号18-20頁（1978年）参照。因而，即使是与科学技术难题相关的事项，法官只要有解决纠纷的必要、而且能自行判断，就应当极尽努力探究真实，而不应只是回避判断。
但是，因安全基准的法律要件关涉较多的法律意旨，应当加强司法审查。只要基本设计能通过后续的决定来具体化，部分许可的司法审查范围限定于审查在设计当初是否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技术障碍）。本院在案件审查中，也对日升公司的评估资质和《分户评估报告》进行了程序性的审查，认为被告芙蓉区政府采纳《分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以8241元/㎡作为计价征收补偿依据，事实清楚。[23]山下義昭「科学技術的判断と裁判所の審査」宇賀克也ほか編『行政判例百選Ⅰ第7版』（有斐閣、2017年）157頁参照。
[12]法律设定如此抽象而概括的标准，为行政机关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作出综合判断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它通常被认为授予了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因而，当然有权利救济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的实践中，被认为是专门知识或专业技术的有诸多情形。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可限量，而法律既不能阻止科技的发展，又不能放任科技应用的肆虐，它要在控制风险、确保安全上发挥作用，但其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滞后的。
[19]原田尚彦『行政判例の役割』（弘文堂、1991年）146頁以下参照。可顺便提及的是，第5版中该文使用的术语是专门技术性判断（専門技術的判断），小早川光郎ほか編『行政判例百選Ⅰ 第5版』（有斐閣、2006年）150頁参照。
在伊方最高裁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 核反应堆设施的安全性审查是在与设置核反应堆预定地的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等社会条件以及该核反应堆设置者技术能力的关联上，多角度综合探讨该核反应堆设施的工学安全性、平常运转时对从业人员、周边居民和周边环境的放射线影响、发生事故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等，而且，上述审查的对象中包含着预测将来的事项。在伊方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的撤销诉讼中，虽然伊方最高裁判决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审查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合法性，确认了风险行政机关及时更新相关措施的义务，有助于缓解因诉讼长期化给风险设施带来的风险，但在诉讼类型的功能分工、诉讼对象的选择、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联等方面仍有探讨的余地。鉴定就是一项专门性技术。这是认识立场的差异，在司法审查强度和方法上差别不大。
采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实际上也是从诉讼法上确认风险行政机关负有基本权利动态保护义务，也就是根据最新科技发展状况随时更新自己的措施，[45]以切实地保护基本权利，使其免遭风险设施的侵害。应当根据何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判断，这是科学经验法则的问题。
[30]高木光『行政訴訟論』（有斐閣、2005年）382頁参照。行政机关在作出设置许可时也限定在核反应堆自身安全性上作出审查。
这一逻辑之所以成立，其前提是社会对行政机关的安全性判断存在信赖。[5]这也是部分源于专门技术性的不明确。
